《中國文物報》收藏鑒賞周刊·大觀版４月６日刊載河南鄧州許滿貴同志寫的《王原祁紅絲硯》一文（以下簡稱“王文”）�！锻跷摹方榻B說“硯底陰刻三行豎排銘文：‘石師道人（魏碑）、百硯齋（隸書）、王原祁清玩'”，作者在文章結(jié)尾處還這樣說：“據(jù)筆者查閱《中國書畫印鑒款識》，對照王原祁銘款墨跡，貿(mào)然判定此硯為好友饋贈王原祁之物……”這段話意思是《王文》作者查閱了有關(guān)工具書，經(jīng)與王原祁墨跡名款比較，此硯銘上的“王原祁清玩”五字顯然非系王氏自署，于是乎便“貿(mào)然判定此硯為好友饋贈王原祁之物”。

    我們姑信此硯為友人贈王之物，但從硯銘上還可找出數(shù)處疑點。

    一是號名共刻一處。

    因為“石師道人”是王原祁的號，既有號，何必再名，因為“石師道人”即王原祁，讓人費解的是中間還隔著三字隸書“百硯齋”，如果是友人送王原祁硯前，此硯底上即銘有“百硯齋”三字，還好理解，如果是友人贈硯時一并刻上這十二字，真讓人匪夷所思。

    舊時文人相互稱謂，即便是好友之間，也沒有直呼其名的。王原祁字茂京，號麓臺，又號石師道人。如果此硯真系友人所贈 ，應該稱“石師道人珍賞”或“茂京仁兄雅玩、清玩”之類，斷乎沒有直呼其名的。

    例如清代康熙年間人李鮮畫《芭蕉竹石圖》上，有其同鄉(xiāng)好友鄭板橋的題詩，末一句寫的是：“為復堂先生題畫”，雖是同鄉(xiāng)好友，亦未直書“李鮮”的。

    清道光時人趙之謙畫《古柏圖》，上端款題“甘伯七兄同年屬畫，弟之謙”，“甘伯”即胡澍，是趙之謙同研金石文字的知交，用今天話說，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了，可在稱呼上也未失了禮數(shù)。

    二是書體問題。

    康長素先生在《廣藝舟雙楫》中談到清代書法時說“國朝書法凡有四變，康、雍之世專仿香光，乾隆之代競講子昂；率更貴盛于嘉、道之間，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際……”，這段話說得很清楚，清代自阮元《北碑南帖論》鼓吹碑書之后，又經(jīng)包世臣《藝舟雙楫》推波肋瀾，咸、同之際北碑方始大行，而康、雍之時，不論屋場之內(nèi)還是館閣之中，推重的皆是帖學一脈。王原祁做過戶部侍郎，豈有不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況且，王原祁長期供職宮廷，擔任過《萬壽盛典圖》總裁，《佩文齋書畫》的纂輯官，所交皆非泛泛之輩，故不論自署還是友贈大抵都應不離“結(jié)字因時而宜”。

    細看硯銘，“石師道人”和“王原祁清玩”九字，還令人疑竇叢生的是，這些字好像是從現(xiàn)時美術(shù)字“新魏書”中出來一樣，如“道”“人”的末一筆，尤其可疑。

    所以這方“王原祁紅絲硯”的藏者當慎重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