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23日，位于西安以西100多公里的扶風(fēng)縣法門寺寶塔轟然倒塌，從塔中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佛教文物。1987年，陜西省的考古工作人員在清理塔基的過程中，偶然發(fā)現(xiàn)了地宮后室上的藻井蓋，石蓋上有一道裂縫，用電筒一照，金光反射，原來里面埋藏著大量的金銀器與織金錦。至此，被埋葬了1000多年的大唐皇室絲織品終于重見天日了。  
 
　　從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碑文可知，該寺始建于漢代，宮內(nèi)藏有佛骨。佛骨每隔30年被迎入宮中一次，這在唐代達到了極盛時期。碑文記載，最后一次迎送佛骨是在唐懿宗時期，此后地宮就被關(guān)閉，直至今日。因此，地宮中供奉的絲綢大部分是晚唐懿宗時期的產(chǎn)品。

　　地宮前后三室均出土了大量的絲織品，數(shù)量極大。最為精美的是紅羅地蹙金繡隨捧真身菩薩佛衣模型一套五件，以及包裹佛指用的錦套一件。這組衣物原置于鎏金銀菩薩捧真身像手捧的漆盒內(nèi)，包括上衣、下裳、袈裟、案裙和坐墊，按比例縮小成身高約10厘米左右。這件菩薩名為捧真身，可知唐代皇帝在迎佛骨回宮過程中，就是將其置于菩薩所捧的荷葉盤上的。但重新埋入地宮時，佛骨被置于寶函之中，另捧于菩薩手上的這些衣物，則應(yīng)該是為佛祖特制的衣物模型。這套衣物所用原料均為降色羅地蹙金繡面，絹里。  
上衣繡滿了折枝花卉，花心有一顆珠；下裳和案裙飾以云紋，袈裟圖案最為復(fù)雜，采用七節(jié)二十一水田格，格上繡著盛開的蓮花；坐墊于跪拜時用作膝墊，繡有正面蓮花。蹙金繡是一種用捻金線在織物表面盤成圖案，然后以其他絲線把金線固定的繡法。這套衣物是目前發(fā)現(xiàn)保存最好的唐代蹙金繡品。

　　此外，在一個腐朽的白藤箱里堆積的絲綢達780層，有23厘米厚，若鋪展開來，面積可達400多平方米。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隨葬物帳碑上詳細記載了當時供奉的各種物品名稱，其中有絲、帛、羅、花羅、繪羅、可幅綾、繚綾、織成綾、赭黃熟綠綾、細異紋綾、白異紋綾、織成綺線綾、綺、龍紋綺、辟邪綺、錦、金錦、金褐、銀褐、白疊、夾纈、繡、蹙金繡等，包括絲、棉、毛等各種材料的織物。這些織物，無疑是晚唐時期染織業(yè)最高水平的代表。其中最有價值的是用金線顯示花紋的織金錦，所使用的拈金線極為精致。但可惜的是，目前的文保技術(shù)還不能將其揭開，由于總體保存狀況不佳，大部分仍被封存于冰箱之中。日前，中國文物部門正在與德國合作，共同攻克這一文保難題。

　　1900年5月，一位名叫王圓箓的道士在清掃石窟的過程中偶然發(fā)現(xiàn)了今編號為K17的藏經(jīng)洞窟。當他打開洞窟的大門時，被眼前的一切驚呆了：四周充滿了精美無比的壁畫，用白布包裹的各類寫經(jīng)以及絲綢制成的佛幡繡像塞滿了這間窄小的長方形洞室。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是一批稀世珍寶。于是，王道士只能“點檢經(jīng)卷畫像，仍為封存�！�
　　
　　然而，這一消息還是不脛而走。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Sir Aurel Stein）第二次來到新疆，開始謀求獲取敦煌的寶藏。斯坦因搬出了唐代高僧玄奘歷經(jīng)艱辛，去印度西行取經(jīng)的故事，把自己描繪成沿著玄奘足跡重訪中國的使者，并許諾要捐一筆功能錢重修佛身之后，王道士終于打開了藏經(jīng)洞。于是，斯坦因在王道士微暗的油燈下，翻閱了無數(shù)用中、梵、吐番、婆羅迷等文字寫成的經(jīng)卷、各種畫在絹上的佛像以及各類絲綢裝飾品，這樣持續(xù)了七晝夜之久。他將這些稀世珍寶裝了滿滿29只箱子，這些箱子在16個月之后被運到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該館的東方部由此而建立，專門用來展出斯坦因從敦煌誘騙來的東方文物。

　　斯坦因回到英國之后在皇家地理學(xué)會作了一次報告，敦煌寶藏立即震撼了整個世界。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也在不久之后趕到了敦煌，并從中挑選了有較高學(xué)術(shù)、藝術(shù)價值的經(jīng)卷和寫本1500余卷，以及大量的繪畫和織繡品；另一方面，又對莫高窟中所有的塑像和壁畫進行了攝影。前者被運回法國，藏于巴黎的國民博物館、盧浮宮和集美博物館；后者則被編成《敦煌圖錄》出版，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完整的敦煌壁畫圖錄。  

　　敦煌藏經(jīng)洞所藏織物種類繁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織錦，包括斜紋經(jīng)錦、斜紋緯錦和緞紋緯錦等。此外，綾織物的種類也非常豐富，無論是平紋作地還是斜紋作地的暗花織物均有出現(xiàn)，但特別明顯的一點是，有不少綾織物均可用2-2織法進行織造。

　　除錦綾外，敦煌織物中還含有大量的刺繡、夾纈及緙絲等織物，這些都是極具裝飾性的特殊絲織物品，非常珍貴。如：夾纈是在盛唐時期才出現(xiàn)的新的印染品種；刺繡已較多地采用平針繡，緙絲也為唐代新品，但敦煌所出者帶有金線，而且是以紙作背襯的金線。

　　從對藏經(jīng)洞總體年代的判斷來看，洞內(nèi)所出文物最遲為北宋初年制品，因此，洞中主要文物的年代應(yīng)在五代時期，部分可以追溯至中晚唐、甚至是北朝至初唐時期。大多數(shù)學(xué)者都將藏經(jīng)洞出土的織物當作唐代絲綢來研究。

　　建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又對莫高窟前半部分洞窟進行了維修，在維修過程中又發(fā)現(xiàn)兩批絲織品。一批是北魏時期的刺繡，其中一幅有著供養(yǎng)人廣陽王及其家眷繡像的佛說法圖，像下的發(fā)愿文中繡著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和“廣陽王”等字樣。刺繡的襯地是兩層黃絹中夾一層麻布。除邊飾外，佛像、供養(yǎng)人、發(fā)愿文以及空余的襯地都采用細密的鎖繡法全部繡出，是現(xiàn)存最早的一幅滿地施繡的制品。該刺繡線條流暢，針勢走向隨各種線條的運轉(zhuǎn)方向變化，還使用了兩三暈的配色方法，因而增加了形象的質(zhì)感。這是一件相當費功之作，與漢代簡單的鎖繡相比，有了質(zhì)的飛躍。另一批是盛唐時期的綾、絹，并施以堿印、夾纈、拓印等印染加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