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郵票選題的活潑性、廣泛性與代表性
對郵票選題一直比較嚴肅的英國在1988年也將流行音樂歌星列儂的身影載入郵票，2001年又發(fā)行了一套6枚的“諾貝爾獎百年”的紀念郵票。德國在1988年發(fā)行了一套4枚的流行音樂歌星附捐郵票，內容包括美國的“貓王”普雷斯利、霍利、莫里森和英國的列儂。美國則在1993年發(fā)行了“貓王”普雷斯利郵票，由于歌星是一種有著巨大社會影響力的公眾人物，這一舉措吸引了大批本不集郵的群眾加入到集郵隊伍中來，使其銷量躍居美國郵票排行榜榜首。此外，中國香港在2006年也發(fā)行了一套香港流行音樂歌星郵票，梅絕芳、張國榮等五位歌星入選，這些郵票由于兼顧了選題的活潑性、廣泛性和代表性，因此受到了人們的普遍歡迎。我國能否發(fā)行一套設計獨特的包括中國已故著名歌星在內的世界流行音樂歌星郵票，發(fā)行一些世界著名科技發(fā)明和世界文化名人郵票，值得我們思考。
一、建議多發(fā)掘我國民族性、活潑性和代表性的選題。如可以發(fā)行“京劇四大名旦”郵票，吸取紀94“梅蘭芳”郵票和小型張成功的先例，將梅蘭芳、程硯秋、尚小云、荀慧生四人的京劇代表作場景載人4枚（或8枚）郵票和1枚小型張。還可以發(fā)行“中國現(xiàn)代音樂家及其代表作”系列郵票，將賀綠汀與《游擊隊之歌》、劉天華與《良宵》、華彥鈞與《二泉映月》、馬可與《南泥灣》、施光南與《祝酒歌》以及李德倫指揮中央樂團等群眾喜愛的音樂選題載入郵票。還可以發(fā)行“中國戲劇”或“中國電影”系列郵票。
二、以選題的廣泛性和代表性為例，建議在今后每年的郵票選題計劃中適當加入世界重大科技發(fā)明、世界著名科學家和世界文化名人郵票。
縱觀世界上許多國家，如奧地利、摩納哥、法國、圣馬力諾以及德國、俄羅斯、美國等許多國家發(fā)行的郵票中，我們可以經�？吹接嘘P世界科技發(fā)明、世界著名科學家以及世界文化名人的身影，而且這些題材在許多國家郵票中所占比例也較多，瑞典更是從1961年以來每年發(fā)行世界各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系列郵票，可見歐美等發(fā)達國家對科學文化選題郵票的高度重視。
新中國成立后，1953年發(fā)行了紀25，將屈原、哥白尼、拉伯雷、馬蒂等納入世界文化名人郵票。之后，紀63約里奧·居里人選，1979年J36的“紀念愛因斯坦”和1982年J74“科赫”紀念郵票發(fā)行后，我國郵票就不見了世界著名科學家和世界文化名人的蹤影。為了體現(xiàn)郵票選題的廣泛性，普及和弘揚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建議在每年的發(fā)行計劃中，有計劃地選入1至2套世界重大科技發(fā)明、世界著名科學家和世界文化名人郵票。為了兼顧選題的民族性，最好能在每套郵票中同時選入一位相關的中國名人。另外可以發(fā)行世界著名音樂家郵票、世界著名文學家郵票和世界著名畫家郵票。
實際上，上述許多世界性的郵票選題已為世界許多國家的郵政部門采用并發(fā)行了眾多的紀念郵票。
以上的科技發(fā)明與文化名人選題郵票，筆者認為在設計時，如票面中只有頭像則顯得單調，最好能將頭像與其代表作設計在同一枚郵票中，如摩納哥1970年發(fā)行的1枚紀念貝多芬郵票上，設計者將頭像放在郵票的中上部，而將貝多芬的代表作《歡樂頌》樂譜設計在郵票下方，顯得生動活潑。又如英國1964年紀念莎士比亞的5枚郵票，每枚都將莎氏的一個代表作場景載人郵票，同時4枚郵票配上莎氏的頭像。看了這些設計活潑、發(fā)人深思的郵票，令人愛不釋手。又如，孫傳哲先生設計的紀92“中國古代科學家”郵票，一枚為人像，另一枚為該科學家相關的科技發(fā)明，也是一種獨特的設計方式，值得借鑒。
有關人物的紀念郵票，參照一些國家的經驗，不一定非要等到該名人的誕辰或逝世的整數(shù)年才發(fā)行，可靈活考慮。此外，也可用紀念該名人的代表作為題發(fā)行紀念郵票。
綜合以上建議，筆者認為我國郵票的選題，即便是民族性的選題，也要考慮到活潑性、廣泛性和代表性。而對于世界著名科學家與科技發(fā)明以及世界文化名人這些為世人所矚目、所關注的世界性選題，我們的郵票選題不應不聞不問。我們正處在改革開放的大好時代，我國郵票的選題在考慮民族性、嚴肅性的同時，也必須兼顧活潑性、廣泛性和代表性，使我國發(fā)行的郵票更加多姿多彩，具有更高的社會文化價值，更加為我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喜受并珍藏。
